財神娛樂38kky.com

《習近平用典》一書收入習近平引用的明朝首輔張居正的名言「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讀過《商君書》的人，都知道這句話源于商鞅的思想，是著名的「商鞅難題」。習近平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寫的文章，沒有點名地引用了商鞅的「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的名句，並解釋說，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精神。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引用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這句古語。新華社專門發文解讀，讚揚商鞅改革令國家富強起來。二零一七年，中國再度上演一九九六年排演的話劇《商鞅》。話劇將商鞅打造成「忠於國家，利於人民，打擊權貴，為奴隸尋求解放的民族英雄」。話劇中，商鞅臨被處死前還公開反抗天命，稱「商君雖死，然商君之法千年不敗；商君雖死，可一百一十七年之後，秦王朝一統天下！」習近平崇拜商鞅，但以他的文化水準，未必讀得懂《商君書》，他最多能讀懂御用文人幫他翻譯的白話本。習近平說的「法」，不是法治之法，而是法家之法；不是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所說的「公正裁判」、「義務對等」、「契約應該履行」、「損害應予賠償」等具有「普遍性」的、「合乎人性和社會秩序的要求」的法律價值和原則，而是商鞅所說的「以法賞罰之，以術操控之，以勢威嚇之」的、專門對付老百姓的嚴刑峻法。要瞭解習近平為何崇拜商鞅，為何喜歡引用《商君書》，就需要先來瞭解商鞅（商君）為何許人也，《商君書》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司馬遷對商鞅的評價相當負面，「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記載，商鞅「少好刑名之學」，看到秦孝公的求賢詔後就去秦國，受到秦孝公重用，通過變法讓秦國崛起為帶有法西斯色彩的軍事強國，為秦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帝制時代，《商君書》是天下第一禁書，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歷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讀到。因為一本薄薄的《商君書》書，不到三萬個漢字，居然把君主治國手段的厚黑權謀從原則目標到細枝末節，全都闡述得頭頭是道，既講道理又講辦法，真的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讀《論語》根本無法治天下，讀《商君書》則人人都可以當皇帝，難怪皇帝不准其他人讀。那麼，習近平能從《商君書》中找到什麼治國之道？毛澤東晚年的最後一搏：評法批儒習近平學毛澤東，毛澤東學商鞅，所以習近平直接學商鞅。毛澤東晚年的最後一搏是發起「評法批儒」運動，高舉秦始皇和商鞅，也就高舉自己、捍衛文革。林彪事件發生之後，毛的權威受到沉重打擊——既然毛是神，為何連接班人都選不好？毛的身體日漸衰殘，不願死後被鞭屍，故而奮起一搏。林彪集團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痛斥毛是「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這觸了毛的痛處。毛一定要為暴秦正名，也為自己的專制合法性正名。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開會說：「儒法兩派都是剝削本位主義，法家也是剝削，進了一步。」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毛會見楊振寧時說：「我們郭老……在《十批判書》裡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八月五日，毛對江青說：「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刊發錢光培的《讀「商君書」》一文，介紹《商君書》如何批評儒家思想，並運用階級鬥爭理論加以分析，稱「商鞅變法一開始，就在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革新派和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的頑固派之間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一九七五年八月，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傑給毛澤東寫信，談到報刊上對韓愈全部否定，但細讀韓愈文章，發現韓愈頌揚管仲、商鞅，與儒家思想不合，傾向法家，應在文學史上給韓愈一定地位。一九七六年年二月，毛澤東寫信答覆說：「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這是毛去世前給外界的最後一封信。而這場名為「評法批儒」的政治運動，直到七個月之後毛死掉才告終。一般民眾無法理解「評法批儒」幕後的玄妙。學者趙越勝指出，「評法批儒」運動的實質，是毛試圖重振文革的旗鼓。將林彪與孔子捆綁在一起批判實在是匪夷所思，「批林批孔」的背後玄機是警告周恩來不要借批林而批左，翻文革的案；而「評法批儒」運動中，對儒法兩家的評判，反映出毛對中國傳統思想的取捨。在毛的心目中，講仁愛寬恕的儒家，是反動的；講強君弱民，以權術酷法治人的法家，是先進的。天下苦秦久矣，而毛決心延續天下的苦難。一本《商君書》，習近平將其作為建立取代美國的中華秩序的「武林秘笈」。（湯森路透）當時，在海外的新儒家人物如唐君毅等人撰文反對毛的批儒，他們不明白，評法批儒不過是毛開展黨內鬥爭的一個手段，更不明白毛的法家，是西方化的法家，是馬基雅維利主義通過列寧式的政黨模式，摻上中國式的權謀，即毛所謂的馬克思加秦始皇。毛澤東確實是「兩頭真」，其晚年與青年時代的價值觀高度一致。青年時代，毛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獲得滿分。毛在文章中說：「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歎吾國國民之愚也，而歎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歎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毛更讚美商鞅說：「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毛一生的所作所為，實踐了商鞅「辱民，貧民，弱民」的「三民主義」。毛不是馬列主義者，而是商鞅主義者。所謂「辱民」，是讓百姓們屈辱的生活，沒有自尊和思考，沒有「體面的工作」和「生活的尊嚴」，整天生活在恐懼之中。毛讓人民互相檢舉揭發，這一個運動你檢舉我，下一個運動我檢舉你，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彼此為敵，大家都不是人。人人都寫檢討書、悔過書、認罪書，「改造思想」、「轉變世界觀」，留下書面證據存檔，人人都有汙點被官家掌握。所謂「貧民」，是讓百姓生活在赤貧之中，除了生存必須之外，沒有任何富餘的糧食和財產。商鞅取消商業，把土地沒收為公家財產，人民作為耕田者是為政府打工。毛澤東更將人民的衣食住行，統一由官家管起來，吃大食堂，統購統銷，發糧票布票，除了國家，沒有任何管道和辦法搞到生存必須品。而且，沒有商業，私有財產不受保障，不論怎麼苦幹，人民總也富不起來。所謂「弱民」，是不能讓人民強大，特別是不能在思想和精神上自由與獨立。培根說得好，「知識就是力量」，如果人民只是，就有了力量，君王的末日就到了。唯有缺乏安全感的民眾，才會對君主產生強烈的依附感。毛時代，民眾一窮二白，自願為奴，不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而是人民為毛澤東服務。「弱民」或「愚民」是共產黨的統治的秘訣。鮑鵬山：商鞅是闖入中華的人間魔鬼！中國不是沒有明白人。潛心研究先秦諸子數十年的學者鮑鵬山，雖然擁有體制內的身份，可以在央視「百家講壇」講《水滸傳》，卻不能講《商君書》，因為他對商鞅的看法與習近平截然對立。他痛斥說，「商鞅是闖入中華的人間魔鬼！」更坦言：「在中國歷史上，居然有這樣的一種政治主張，有這樣的一種政治能力，並且這種政治主張、政治能力在中國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得到非常廣泛的、長時間的使用，這對中國來說是很悲劇性的事情。」鮑鵬山分析說，《商君書》為「商鞅變法」提供了理論支柱，也是秦統一六國的理論基石。《商君書》有五大要點：第一，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儒家讓君子充當道德模範，讓君子帶小人，社會往上走；商鞅的思想則相反，他要以奸治民，用現代說法就是「痞子為王」、「特務治國」。第二，一教，就是國家只有一種教育。統治者不是不讓人民不受教育，而是讓人民只能受一種教育，只能接受一種定論。教育由官府全面壟斷，不許民間有「私學」，教育是官家的洗腦工具，而不是開啟民智的視窗。第三，剝奪個人資產，造成無恆產、無恆心的原子化的社會。這樣，所有人都必須靠國家吃飯，在國家之外，既找不到工作機會，也無法從事生產活動。勞動者本人淪為國家的資產和國家的奴隸。第四，辱民、貧民、弱民，以利於君主統治。商鞅將國家的強弱與人民的強弱對立起來：國家必須強大，人民必須卑弱；若人民自強，國家就衰落。商鞅想方設法讓人民處於愚蠢、孱弱、窮困的境況中，君王就可以如臂使指地驅使和控制人民。第五，殺力，即發動戰爭。戰爭對統治者有兩個好處：首先，率先發動戰爭，使戰爭在別國國土上打，既破壞別國的經濟，又殺死別國的有生力量；其次，戰爭讓本國豪強之民成為炮灰，剩下的全是聽話的民眾。毛澤東將國民黨投降軍隊送入韓戰的絞肉機消滅掉，就是受其啟發。總而言之，《商君書》最關鍵的思路是：國家只要一種民，即生產與戰爭的機器。老百姓平常是農民，為國家生產糧食；一旦有戰爭，就上戰場，全民皆兵。這就是商鞅所說的「耕戰之民」。國民只做一件事，就是「農戰」。商鞅提出了一種早熟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比馬克思和希特勒早了差不多兩千年。鮑鵬山認為，經過商鞅改造的秦國成為「虎狼之師」，在七國之爭中取得最後勝利。六國失敗了，六國老百姓也失敗了，但秦國的老百姓成功了嗎？秦國本國的老百姓最慘，「什伍連坐，輕罪重刑，戰陷即全家為奴」。劉邦攻入鹹陽，召集秦國老百姓，講了六個字，「父老苦秦久矣」。這一句話讓秦國百姓個個熱淚盈眶。從史料中可以看到秦國士兵的恐怖形象：一個個腰裡拴著人頭。《商君書》之《境內第十九》是士兵獎勵細則。該細則以人頭數量作為獎賞標準：「其戰……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這種赤裸裸的「人頭獎勵政策」，徹底把秦軍打造成毫無人性的野蠻之師。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統計，秦國成功動員其總人口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二十，而古羅馬共和國僅僅百分之一，希臘人僅僅百分之五。有人從《史記》中統計，秦國名將白起的軍隊用斬殺、活埋、沉水等方式消滅了敵軍一百五十萬人。鮑鵬山感歎說：「後代眾多無知者，盲目跟著卑鄙無恥者吹噓統一大業，說什麼春秋戰亂，人民受害；沒有見到學者出來統計，到底是統一殺人多，還是分封制殺人多？」他進一步質疑說：「不少國人津津樂道秦國的統一偉績，它的強盛，它的許多『世界第一』，它的什麼『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什麼『促進生產力』，從不思考當朝人民是怎樣活過來的，他們有過一個什麼悲慘的血淚時代。」鮑鵬山批評和反駁的「某些人」，包括習近平及其御用文人，所以他的這些言論在中國被禁了。法家不是法治，法家是人治中最幽暗的統治術。（湯森路透）秦暉：「編戶齊民」的法家之制更深入地揭示商鞅和法家的黑暗與邪惡的，是歷史學者秦暉。秦暉曾被《南方週末》評為中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五十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南方週末》如此評價說：「秦暉是我們時代少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讀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天皇『向世界求知識』的名言，考慮到他小學畢業後，接著就是『鬧革命』、插隊下鄉達十二年之久的失學生涯，這一點更難能可貴。秦暉的研究更新了我們對傳統社會的認識。他有許多創造性的見解和研究成果。他對許多時事問題、現象的評論，都以此為出發點，新鮮、雄辯、嚴謹而且犀利。」秦暉在《實現了大國崛起的秦朝如何對付老百姓》一文中指出，古代中國，在秦朝統一六國時期，軍事力量是很強大的，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軍事強國，而且在人口數量和領土擴張方面表現也不俗。那老百姓的地位如何呢？秦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法家思想，如商鞅、韓非，以他們代表的法家思想是秦朝立國的理論基礎。法家明確地說過：秦國的強大，是以百姓的軟弱作為條件的。「商鞅變法」是秦國強大的關鍵，商鞅在《商君書》有篇文章題目是《弱民》，公然宣稱「民弱則國強，民強則國弱。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鞅對百姓的蔑視毫不掩飾，他說：「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要想征服天下，必須先征服百姓；想要打敗強敵，首先要打敗人民。他又說：「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法家認為，為了治民，統治者絕對不能心慈手軟。秦暉分析說，從商鞅到韓非這些強秦理論家，從來不去論證君王要怎麼做人民才會擁護之。他們認為，君王為什麼要讓人民擁護呢？君王是要讓人民害怕，讓人民不能反抗，讓人民絕對服從。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中國的歷代專制王朝都崇尚這種政治哲學，所以中國不可能出現英國的《大憲章》。秦暉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結構與其說是「儒道互補」，不如說是尊儒表像下的「法、道互補」更確切。這是傳統吏治積弊的文化根源。其特徵是：以追求專制權力為中心，在強權之下唱高調、說假話。強權不及之處，則痞風大盛，道德失范，幾成叢林狀態。法道互補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傳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歷史故事的結局很多都出乎人的意料，商鞅最後死在自己制定的制度上。在秦國內部鬥爭中失勢後，商鞅倉皇出逃，跑到一個地方想住旅店。旅店老闆說，你要拿出官府的證明來，才能入住。商鞅說，我要住店，你怎麼不接待呢？老闆說，商君有令，老百姓如果沒有官府的特許是不能亂走的。商鞅長歎一聲，沒想到親手制定的法令卻害了自己。商鞅全家被公開處決，他本人受了五馬分屍的酷刑。成語「作法自斃」就是用來形容商鞅的下場。秦暉用以古諷今的方式告誡癡迷《商君書》、隔絕於現代文明的習近平說：「強國，固然是每一個有民族自尊心的國民所追求的目標，但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還有一個核心價值觀，可以既不是強國，也不是大國，但一定要是現代化國家。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就是，人民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沒錯！但是，國家興亡，匹夫先要有權，有權才能有責。權責需要對應。」習近平當然聽不進去這樣的逆耳忠言，一路走到黑，走向商鞅或者秦始皇的命運。王飛淩：法家專制的「天下帝國」秩序《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一書的作者王飛淩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他的這一著作受到英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高度評價：「作者觀點的陳述和論證是如此的周全徹底，極為高超，任何想要談論中國模式的人都應該閱讀此書。……憑藉其啟迪性和創新性的論點，本書是瞭解和研究中國模式之意義和影響的理想讀物。」王飛淩使用的「中華秩序」這個概念，比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韌性威權等更準確地描述出中國的本質——中華秩序就是秦漢秩序。王飛淩的「中華秩序」這個概念比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韌性威權等說法更準確地描述了中國的本質。王飛淩指出，秦帝國是東亞第一個「天下帝國」或「世界帝國」，它的出現是原本作為列國之一的秦國實施法家變革後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先秦列國都實行過以爭霸為目標的變革，但唯有秦國將此種激進變革堅持到底——雖然商鞅本人及其思想傳人韓非、李斯等人都在權力鬥爭中「不得好死」，但他們的思想在現實政治中得以實踐。商鞅式的政權完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宏大事業，把一個地處邊陲、落後而弱小的秦國，打造成超級大國和霸主，進而消滅六國，建立了東亞歷史上最早的一個具有某種普世性的帝國。一本《紅樓夢》，人人解讀各不同。魯迅說過：「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一本《商君書》，同樣也是如此，讀者從各自所愛來各取所需。習近平企圖建立代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中華秩序」，《商君書》便成了他的一本「武林秘笈」；王飛淩則從《商君書》冷酷而粗率的文字中，發現了這個強有力的威權-極權政體所信奉的關鍵法則：「使用各種殘酷的武力、詭計（包括發展秘密線人），誘發出人們的貪婪和恐懼，以碾碎、征服、剝奪和操縱民眾，同時摧毀和銷蝕所有的社會政治組織（除了帝國等級制度本身）和道德倫理（除了對帝國的忠誠）；以故意剝奪、壓制、虐待甚至奴役人民的方式，發展、動員和集中所有資源，以無限擴大國家力量、尤其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軍事力量；利用各種資源聘請專家人才，包括積極招募和收編外國人，甚至對手；不惜以金錢收買腐蝕，使用詐術離間、甚至謀殺手段，無情摧毀所有的國家內外敵對勢力。」這個愚民、牧民的法家政治手冊駭人而有效，在現實政治鬥爭層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這些法則，正是毛澤東和習近平的真正信仰，作為共產黨員的他們，花在研究此類古書上的時間和精力遠遠多於馬列著作。學者趙園在《非常年代》一書中指出，文革興起，流行的是民眾之間互相揭發舉報與「自我批判」（「自汙」、「自誣」）。「請罪」的對象本應是神袛，文革中則是「黨和毛主席」。趙園評論說：「日常性的檢查、思想彙報之類……不一定大砍大殺，只消一點一點地雕琢，令你就範，使你失卻了自主思考、表達的能力。這種細密的功夫，應當算作當代中國的發明，雖有傳統淵源，卻更是『創造』，或非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能及。」而她所說的「傳統淵源」，當然就是《商君書》、《韓非子》之類的法家思想。法家當然跟法治無關，法家是人治中最幽暗的統治術。從二零零二年張藝謀謳歌秦始皇的電影《天下》問世，到二零零八年胡錦濤在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上享受「萬國來朝」的榮耀，再到二零一九年習近平在中共建政七十週年的閱兵大典上「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神情，如此一路走來，商鞅和秦始皇終於取代了馬克思和列寧成為中共帝國的神主牌。※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更多上報內容：余杰：我們是人，真正的人，不是牲口余杰：只有中國符合被美國判定為「敵國」的五大尺度余杰：LeBron是愛中國，還是愛人民幣？